日本和韩国正在酝酿一项引人注目的气候行动计划：将日本和韩国捕集二氧化碳出口到马来西亚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，并注入地下深处封存。

这意味着东亚的碳排放或将跨越重洋，在东南亚地下“安家”。

这一设想听起来新颖，但也引发了令人好奇和争议：日本、韩国为何打算碳运出去？马来西亚和印尼为什么愿意接纳这些？

有哪些力量在推动跨境碳出口，有哪些人在担忧？关键的技术瓶颈和现实质疑有哪些？

更进一步，碳捕集与封存（CCS）究竟是低碳转型的有用工具，还是让化石能源续命的权宜计画之？

01  日本、韩国为何将碳“出口”？

日本和韩国作为东亚主要经济体，均已承诺在2050年前实现中和目标。但在能源结构尚没有根本转型的情况下，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，确保能源供应和工业发展，成为很多国家共同面临的现实挑战。

为此，政府层面将碳捕集与封存（CCS）技术视为关键路径之一，特别是在短时期难以完全脱碳的产业中发挥“兜底作用”。日本明确指出，CCS是实现净零目标“驾驶员”的工具，尤其在电力、工业等高排放部门，是当前这一体系的“零碳驱动器”。与此同时围绕CCS的部署，日本已制定了国家级技术路线图：

到2030年，实现每年600万至1200万吨的CO2封存能力；

到2050年，将CCS的年度封存能力提升至1.2亿至2.4亿吨，相当于其年度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10%–20%。

韩国也将CCS纳入其“国家战略低碳技术组合”，用于应对发电、钢铁、水泥等难以实现的电气化产业排放。由于韩国国内供给长期封存的地质空间有限，近年来积极推进与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等周边国家的边境CCS合作，欲通过海外封存来弥补本国资源短板。

事实上，日本与韩国均选择向海外“埋碳”，除了出于技术体系设计的需要，更直接的动因来自于两方面的限制：

地质条件有限：本土不具备进行大规模、长期安全封存的地质结构。

公众接受度低：在建设二氧化碳注入设施时经常遭遇社区反对，项目推进面临巨大的社会阻力。

相比之下，东南亚国家尤其是马来西亚与印尼，拥有广泛分布的枯竭油气田与深层盐水层，构成了天然的“地质碳储存库”。相关研究估计，该地区具备超过百亿吨级别的二氧化碳封存潜力，可满足日韩等国未来几十年的“碳存储需求”。

除了技术原因，经济因素也是日韩推进碳排放战略的考量。CCS本身就伴随着高昂的成本，从捕集、压缩、运输到投入，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大量投入。在推进CCS不仅技术挑战大、社会成本高，还存在项目落地周期长、投资回升率低等问题。因此，通过与东南亚国家开展区域协作，可以更广泛、高效地完成CCS工程目标。

以2023年日本政府支持的CCS行动为例，已经启动的9个项目中，有4个计划将捕集的二氧化碳出口至海外封存，包括马来西亚、叙利亚、甚至中东国家的近海油气储库。这一行动不仅推动日本CCS路线从国内转向其他外部区域合作，也说明“碳出口”政策已被正式纳入其国家气候体系政策。

这一决策重新塑造了CCS的地理格局，也进一步引发了围绕全球双边责任、公平性与气候正义的深层次讨论。

02  区域竞争：马来西亚与印尼的“碳存储”博弈

当前，东南亚接收国通过立法为CCS提供政策支撑。

2023年，马来西亚政府通过法规，允许CCS运营商将最多30%的本国地下封存容量用于封存境外来源，这意味着“区域碳封存中心”的角色竞争日渐激烈。

在此背景下，马来西亚与其他东南亚国家提出了避免竞争升级的措施：谁能率先建立商业化CCS基础设施，谁就可能在未来碳捕存服务市场中发挥主导作用。

更进一步，这些国家都尝试通过碳封存获得三重收益：

1、引入国际低碳资金，缓解财政压力；

2、带动本地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产业服务（工程、运输、监测）；

3、提升其在区域气候合作中的话语权。

简言之，马来西亚等国家希望不单单是“为他人埋碳”，而是在打造未来可能成为新型主权收入的产业服务体系。这些国家看重的不仅是每吨碳封存的服务费，更是一个即将崛起的区域性、跨境性“碳储存经济体”。

民间批评 VS 政府支持？

继马来西亚之后，印尼将CCS视为国家能源转型的新增长点。印尼政府公开表示，希望“快速推动”本国CCS产业发展，并在官方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出要求会谈建设为“亚洲碳储存中心”。

目前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已与韩国国家石油公司（KNOC）及多个跨国能源企业签署了协议，计划开发覆盖捕集、运输、注入全链的CCS项目。

同样，对印尼而言，这不仅是一条路径，更是一条战略性产业投资——可吸引国外技术、资金流入，发展本土封存、运输、检测、监控等服务体系，培育“碳储服务业”的新活动。

跨国联盟：亚洲版“碳物流合作网”正在形成

这一跨境碳转移链条，是由政府、国家石油公司、跨国能源联盟和政策智库构成的“碳合作联盟”共同推进的。

其中，日本和韩国政府居于核心地位。日本经济产业省牵头推动的“亚洲零排放共同体”，目标是建立一个区域内可合作的CCS平台，以帮助日本将未来至少10%的海外存在的碳排放封存。

东亚智库如东亚经济研究院（ERIA）积极牵线搭桥，与各国政府共同建立“亚洲CCUS网络”，推动标准协调、技术转移和重点项目落地。

跨国企业方面，日本JAPEX、美国埃克森美孚、韩国KNOC、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、印尼国家石油公司结盟，推动上百亿美元规模的跨国CCS投资计划，并称这些项目将“成为实现亚洲净零排放的关键抓手”。

然而，正如许多国际环保组织所指出的——最支持CCS的，主要是全球最大的化石能源公司。目前全球大多数CCS都建在燃煤电厂、天然气田或炼化装置旁，从而延长化石项目消耗或提高油气采收率（EOR/EGR）。一些观察者初步解读为：化石行业在借CCS技术避免排放路径寻求“新合法性”。

2024年3月，马来西亚与日本的自然之友（地球之友）等非政府组织发布联合声明，直言不讳地称这种碳转移方式为“碳殖民主义”。自然之友马来西亚主席米娜克希·拉曼（Meenakshi Raman）表示：

“富国应承担造成气候破坏的责任。如今，日本等国家不仅不愿意这样做，还试图将二氧化碳排放本身转移给他国，将建立碳垃圾场。这不是合作，而是剥削。”

她同时指出，马来西亚政府本应将有限的地下封存资源优先用于国内工业，而不是“变相出租国土”来兜底他国碳债。

03  质疑与反驳：碳能埋，但正义与信仰埋不了

2024年9月，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的一场气候抗议活动中，一位年轻抗议者高举标语，上面写着：“CCS，又是一个假解决方案吗？”这句话尖锐的质疑背后，最重要的是公众对跨境碳捕集与封存项目的深切不安。

越来越多的环保组织认为，所谓的“碳出口——封存合作”并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，而是富国借助技术来利用祖先的化石燃料、转移责任的“绿色正义”。在他们眼中，这并不啻于新形式的“碳殖民主义”。

支持者说：双赢是现实，技术在进步

面对上述批评，支持CCS的政府和企业反复强调：这是一种“双赢”的现实策略，而不是责任外包。

一方面，日本、韩国等国家为支付捕集与封存费用，能加速实现本土承诺，减少碳排“硬脱钩”的经济震荡；

另一方面，印尼与马来西亚等“接碳国”获得可观的资金、技术输入与基础设施投资，有助于自身低碳产业发展；

同时，大多数跨境项目的创业风险和控制成本，实际上都由项目主导者承担。

正如马来西亚和印尼政府所表达的，这不是“代人买单”，而是“借力发展”。

然而，站在当地民众与基层社区的角度，问题却远非如此简单。

民间风险忧虑：谁来为地下负责？

尽管跨国CCS已形成真正的“资源互补”，但承受地下风险的是被封存地区的人民与生态系统。

环保组织警告：在缺乏信息公开、环境评估和公众参与的前提下，境外二氧化碳被永久注入地下，将可能带来长期不可逆的环境问题，例如：

地下CO₂泄漏；

地质结构稳定性受扰；

土壤和地下水污染；

渔业和农业生态影响等。

一些批评声音指出，CCS项目决策过度“上层推动”，而社区知情权与参与权严重缺位。多个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（EIA）文件未公开征求意见，周边社区甚至不知道自己头顶将封存来自他国的“碳债”。

信息缺乏透明，公众无法参与，引发了对“气候正义”的担忧以及焦虑。

技术难题：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“成熟”

除了政治与责任问题，跨国CCS项目还面临大量现实与技术障碍。

首先，技术本身尚未成熟到可以大规模复制的阶段。尽管CCS早在上世纪末就被提出，但全球真正实现商业化的大型CCS项目仍然寥寥无几。

一项2020年研究指出，全球超过80%的CCS项目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或中途夭折。 主要包括：

1、捕集效率偏低；

2、成本控制困难；

3、封存安全性难以长期保障。

特别是在边境封存的新情况下，经验更加有限。例如，日本将二氧化碳从本国运输至东南亚，需建造专用的液化二氧化碳运输船、冷藏舱、装卸码头等复杂设备设施。

目前，该行业仍处于示范验证阶段。2023年，日本建造的液化二氧化碳运输示范船“Excool”号在海上航行。该船全长72米，1450立方米的冷冻二氧化碳罐，用于验证海上运输的安全性和经济性（日本正计划通过海运将捕集的二氧化碳运输至马来西亚等地封）——但规模远不能满足商业化需求。

而运输过程中必须保持低温高压状态，这不仅消耗能巨大，还需要满足极高的安全标准。整个系统稍有泄漏或温控故障，都可能引发事故。

此外，大量研究指出，CCS本身就是“致命的吃电”。为了运行捕集装置，船只往往需要消耗多消耗20%~30%的化石燃料，导致“为了减少碳而排出更多碳”的尴尬局面。

这也是为何CCS被戏称为“电力系统的黑洞”。

其次是安全与监管问题。将数以百计的二氧化碳压到地下，需要确保这些气体能够永久留存数百年甚至上千年，不泄漏。

封存的长期稳定性存在不确定性：如果将来发生泄露，不只是前功尽弃，还可能对周边生态和居民造成潜在的破坏。谁来对这些封存库长期安全负责，同样悬而未决的问题——是由排放国、日本承担，还是接受国、马来西亚 印尼政府？

04  “转型工具”与“延命借口”之争

关于CCS，争议的核心在于它究竟是一种“必要过渡”，还是“变相续命”？当前争议颇多~

支持者观点：

对于钢铁、水泥、化工等难减排行业，CCS是唯一成熟可行的深度脱碳路径；

国际能源署（IEA）等机构也在全球净零路线图中保留一定比例的CCS，特别是BECCS和DAC等“负排放”手段；

在能源结构尚未完全转型的国家，CCS可为化石发电提供一个逐步退出的“缓冲期”。

反对者观点：

CCS至今仍未实现广泛商业化，成功率低，技术不确定性高；

它往往被化石能源企业当作延续自身商业模式的借口，而非真正的减排承诺；

巨额投入可能挤占本应投向太阳能、风能、储能等清洁能源系统的资源；

更重要的是，CCS无法解决化石燃料带来的生态破坏、大气污染、水资源浪费等系统性问题。

环保团体甚至将其称为“绿色伪装的挡箭牌”。他们指出，

“每投入1美元到CCS，都是对气候行动窗口期的浪费。”

05  最后的判断，仍留给时间与行动

从日本、韩国将碳排“出口”到马来西亚、印尼的计划来看，CCS已不仅是一项工程技术，而是一场跨国博弈：涉及气候责任、发展权、公平性、地缘关系乃至生态主权。

这些跨境项目，可能在未来构建起区域性合作减排的新样板；也可能因为风险、成本、社会反弹而沦为气候治理的又一个失败试验。

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：

碳可以埋，但责任不能藏。技术可以试，但正义不能妥协。

CCS可以存在于温室气体解决方案工具箱中，但不应成为掩盖气候不公的遮羞布。

真正值得投入的，不是把碳挖个洞埋掉，而是从源头上让它少产生。